舆论[1]
这也是一本屠龙之书，除了字字珠玑、鞭辟入里，一时想不到更多的形容词了。翻译的质量也很高，非常值得一读。
外部世界与脑中影象
- 虚构不等于谎言。虚构指的是对于环境的某种再现，其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下面这几段非常清晰地刻画了全书的结构。
在政治生活中，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不可触摸、无形无边、难以捉摸的。对于这样的世界，人们只能去探索、描摹和设想。人类并非亚里士多德学说中能够洞察世事的神明，而是经过了漫长进化历程形成的物种。每个人在现实世界里仅存于很小的一部分时空之中，而这一部分时空又刚好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存。我们所拥有的幸福和远见与漫长的时间之河相比，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而已。然而人这种生物又能够另辟蹊径，使自己看见肉眼看不到的维度，听见双耳听不到的信息，测度无限大和无限小的存在，并将原本单凭一己之力绝不可能全部记忆的无穷尽的事物加以统计和区分。人类正不断学习用其大脑去观察世界更广袤的部分，这部分世界原本是人看不清、摸不着、听不见，也记不住的。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开始逐步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幅关于那个自己不可企及的广袤世界的“可靠”图景。
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相互勾连，即我们的行为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他人的行为也对我们的行为意义重大——我们通常笼统地将这类事情称为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个重要层面。“他人”头脑中关于自我，关于其他人，以及关于自身需求、目标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图景，就构成了他们个人的意见；而这些图景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个群体的行动指南，或以社会群体的名义由一些个体去付诸实践，那么就成了更宏大意义上的舆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首先探讨为何人脑中的这些图景常常会对人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为构成误导。对此，我们先要考虑哪些因素阻碍了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这些因素包括：人为的审查机制、社会交往中的阻绝因素、人们每天用于关心公共事务的时间的匮乏、以过简的信息叙述事件所导致的事实扭曲、用有限的词语来描述复杂世界的难度，以及人们因不愿打破稳定的社会生活现状而怯于直面事实的情形。
然后，我们的分析会从这些浅表的限制因素进入另一个领域，即从外部世界进入个体意识内部，去探讨信息是如何受到人脑内既存的认知图景（如先入之见、偏见）的影响，被其诠释、加工，最后又反过来操纵我们的注意力和意识的。刻板印象就是从外部世界进入个体意识的有限的信息所构成的，我们会考察个体如何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对这些信息加以感受和认识。紧接着，我们会挖掘所谓的舆论是如何在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意志也好，群体心理和社会目的也罢，不管你用什么概念去表达，我们就是要分析它们是怎么产生的。
本书前五部分主要是描述性的。从第六部分开始，我们将分析传统的民主理论中有关舆论的内容，其要旨在于指出：人脑中的认知图景并非天然与外部世界相符，而由此引发的问题从未被传统的民主理论严肃对待。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家对民主理论提出了批判，本书对其中最有见地、最有条理的思想体系，即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Guild Socialists）的观点，进行了一番考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探究社会制度的改革者是否将有关舆论的诸多重要问题纳入了考虑。我的结论是：他们和传统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完全无视舆论问题，因为即使在一个更复杂的文明中，他们同样不假思索地认定人的意识中天然存在着对其无法掌握的广大世界的洞悉。
这本书首版于1922年，有其时代背景，也许在作者的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工会社会主义）是比较突出的。以如今的视角来看其影响远不如同在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另外我感觉书中对民主主义者的批评比社会主义思想家更甚……
在我看来，代议制政府，无论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范畴内，还是在产业发展问题上，都不会实现成功的运作。这是因为，无论选举基础多么牢固，除非有一个独立的专业机构能够将那些“看不见的事实”揭示出来，使决策者对其加以理解，否则决策过程就不可能是理性的。所以，我们不仅要选举出一些人来代表人民，而且须使那些“看不见的事实”能够被表达以作补充。我要论证的是，若我们能严肃地接纳这一点，单是这种接纳地意愿和行为，就可以确保实现令人满意地分权机制。人人都应该对公共事务拥有良好地见解，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幼稚可笑的幻想，绝不可能实现；而上述过程将会让我们从这种幻想中解脱出来。新闻媒体令人困惑之处就在于，任何政策，任何主义的鼓吹者或反对者都期待它将幻想变成现实，希望它能补救民主理论所未能预见的问题；而读者也盼望上述幻想能够在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实现。报纸被民主主义者当成了弥补民主制度自身缺陷地灵丹妙药，然而新闻地特性及对新闻业经济基础地分析表明报纸不可避免地反映并强化着舆论机器地缺陷。我的结论是，舆论必须首先经过组织，然后再提供给新闻媒体去表达，而非如今这样由媒体去组织舆论。我认为，这个组织过程应由一门政治科学来完成，这门科学须拥有类似“配方设计师”的地位；政治学家则应取代那些无异于“事后诸葛亮”的决策鼓吹者、反对者和新闻记者，在决策做出之前便发挥作用。
通向外部世界之路
严格意义上的宣传通常必须借助审查机制来实现。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宣传者必须在公众和事件真相之间设置某种屏障，必须限制人们接近真实环境的机会以免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希冀去构建脑中的拟态环境。此外，但凡有机会接触真实环境的人，总会在认识真实环境的过程种产生误解，而这种误解是不可控的，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这个人往哪里看、看什么。
这是作者对现实的陈述，而非主张。
无论保密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屏障都现实存在。在所谓的公共事务领域，保密机制无处不在。因此，仔细推敲你形成自己的看法时所依据的那些事实信息，将是一件富于启发性的益事。比如，想想你形成观点所依据的事实是被谁听到、看到、感受到的？具体数目是谁统计的？谁发布的？是那个人亲自告诉你的，还是告诉你的人也是经人转述？发布消息的人能接触到全部真相的几成？当这个人开口说“法国人认为如何如何”时，他考察了哪部分法国人？怎样考察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获准跟哪些法国人交谈？他读什么报纸？那些法国人的观点又有何根据？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尽管它们难以回答，但是它们能提醒你：当你形成一个观点时，也许你对事实的真实情况远远谈不上了解。而这一警示本身就能帮助我们避免一些认知上的谬误。
尽管审查和保密机制从源头上阻绝了大量信息的传播，但还有更多的信息完全没有达及公众的可能，或者说传播极为缓慢。这是因为对于观念的流通始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限制。
一个人收入的多寡深刻地影响着其接触外部世界的范围。只要有钱，信息交流中几乎任何有形的障碍都可以被克服：花钱可以旅行，可以购买书刊，可以了解世上一切已知的事实。个人和群体收入的高低决定着交流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是人们的观念也会影响其对收入的支出，进而左右其未来的收入情况。所以说收入对交流的影响既客观存在，又受到诸多限制，原因便在于人们在消费上往往是自以为是和自我放纵的。
无论不同社交圈子的门槛是什么，社交圈子一旦形成，就不再是一个基于经济状况区分出的阶层，而是更接近于生物学上的族群。个体对一个圈子的归属感，会更多地与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以及生儿育女的行为有关；更确切地说，这种归属感涉及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追求。正因如此，在社交圈子中，人的观念会受家庭传统、面子意识、礼仪教化、品位和格调等方面的标准的影响，这些标准就是一个社交圈子自身形象的图示，这一图示会被绵延不绝地植入子孙后代的观念。该图示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一个社交圈子内部对其他社交圈子的地位形成的整齐划一、心照不宣的评价。在诸多“平民百姓”的阶层中，社会地位之差别是公开化的；而在其他阶层中，社会地位差异往往被处理得更为体面和微妙——人们都知道差别的存在，却不会明说。然而，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社会地位差异，又会在婚姻、战争、社会动荡中显露出来。
- 既然地位和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看到、听到、体验到什么，以及哪些信息能够被获准传达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听到、读到和体验到，那也就难怪我们会更习惯于进行道义判断而非展开建设性的思考。但是，要想进行有效的思考，首先要避免进行判断，这样才能重获一种单独的视角，摆脱情感因素的影响，令自己充满好奇心并且襟怀坦荡。整个社会的共同政治观念的形成，需要一种几乎所有人都难以片刻达及的平静且忘我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但纵观人类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公共事务与每个人休戚相关，但是我们全然沉浸在私人事务中。我们很少花心思拿出时间和注意力去批判性地看待各种观念，我们总是被各种杂事束缚手脚。
包围我们的不是锐声尖叫，而是无所不在的喧哗、骚动；不是电光标牌发出的那种闪烁刺眼的亮光，而是一片无远弗届的强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目不能视、耳不能闻。城市居民的生活中是没有独处、宁静和安逸的，就连夜晚也是既吵又亮的。大城市里的人被无休止的响动所袭扰，这些响动狂暴、躁动、节奏混乱，永不止息而又麻木无情。在现代工业主义环境下，我们的思想浸泡在噪音中；若说我们的辨别力常常变得愚钝，那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此。这是一个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实验中均被证明不利于思考的环境，而统治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把控着人们的生死与幸福。当环境使思想寸步难行，“不可承受的思想重负”就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负担。思想本应该像舞蹈一样，既令人心旷神怡，又让人感觉清爽、自然。
不能同意更多。有一段时间完全放弃了学习，沉迷小说、游戏、短视频，睡眠总是不佳，耳边总感觉人声鼎沸，每天头痛欲裂，性格也变得暴躁易怒，工作事务带来的慢性压力使得没有一天不在焦虑中度过，很少有对社会现实或者专业技术的建设性的思考。这种现象直到离职独居了几个月才得到缓解。我如今喜欢一个人呆在江边或公园里，周末会骑车漫无目的闲逛，倒像是另一个极端。
那些工作职责中包括“思考”这一项的人明白，自己每天必须挤出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否则思考根本无从谈起。然而我们又以文明社会的名义去粉饰、歌颂生活的繁乱，全体公民就是在这样一种糟糕到无以复加的环境中履行着岌岌可危的政治职责。人们隐约意识到了这一情况的严重性，于是采取行动去争取更短的工时、更长的假期，以及采光、通风、照明条件更好，更有秩序及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然而，要想提升我们在生活中的智识水平，这些行动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只要各种工作对于劳动者而言依然是反复熬煎、漫无目的的例行公事，依然是单调机械的重复动作，那么人们的生活也始终只能是循规蹈矩地过日子而已。在这样的生活中，除了惊天动地、十万火急的大事，人们决然无力明辨任何事物之间的意义差别；只要身体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束缚在人群中，精神就一定会时而恍惚、时而松弛。在充斥着无尽的吵闹、孩童的尖叫、繁重的劳动、固执的争吵、难吃的食物、糟糕的空气和令人压抑的装潢的家庭环境里，人是无法进行迅捷的思考和清晰的判断的。
我们偶尔也有机会身处一幢安静、空间宽敞的大楼之中；或走进剧院，让现代舞台艺术家驱除那些干扰我们注意力的因素；或去海边、去其他安静的地方……每当这时，我们都会深感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城市生活是多么的混乱、善变、奢华、喧嚷，也便理解了为何自己总是晕头转向、总是难以精确地捕捉信息、总是心力交瘁或心不在焉，以及为何媒体上的大小标题总是令人眼花缭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为何自己难以分辨事物之间的区别，尽管它们是如此显而易见。
- 舆论之川行至此处，便在人们星星点点的谬见和误解的涡流中呜咽而止，在偏见和牵强的类比思维中黯然失色。
刻板印象
对于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我们几乎总能找到能够证明其为真的论据，或能找到其他如我们一般对其信以为真的人。一旦找到了足够的事实去支撑自己的预期，我们便很难对这一事实进行足够的反思和权衡。当我们一连遇到多个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我们便很难意识到或许他们不过是早餐时凑巧和我们读了同一张报纸而已。
- 一个人的思想越是缺乏训练，就越会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同时被自己关注到的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兴趣与利益
若想通过演讲、口号、戏剧、电影、漫画、小说、雕塑或绘画手段将公共事务广而告之，就必须首先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若想引起人们的兴趣，则首先要将原始形象抽象化，再将抽象的东西具象化地表现出来。对于未曾亲见的事物，我们不太可能有很大的兴趣，也不可能受到太大的触动。由于我们每个人所能目睹的公共事务非常少，故其总是让人觉得味同嚼蜡，直至有人通过艺术的手段将其变成电影，我们才会兴致勃勃地去关注。唯此，获取信息的渠道的匮乏以及偏见导致的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的抽象性问题方能得以补救。
然而，尽管直觉常常出奇地准确，但它有高度地隐私性，且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地。而社会交往所依靠的就是交流。一个人可以凭借准确的直觉极其优雅地驾驭自己的生活，可他若想让其他人也对这种直觉感同身受，则往往十分困难。我们对他人讲起自己的直觉的时候，对方往往会一头雾水，这是因为直觉虽可令人更准确地感知人类情感，但由于空间和触觉的隔阂，直觉往往与理性相去甚远。因此，当我们需要众多人统一思想开展某个行动时，会发现最初的思想往往不够清晰；而只有当其变得生动形象、可触可感时，才能成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依据。
在一些大众化的再现方式中，对于认同过程的处理几乎都是一望而知的。你会一眼就看出谁是正面角色。而如果标识不够清晰、选项不够明确，那么这样的内容可能根本无法在大众中流行。这还不够，观众还需要有事可做，而仅仅观看真、善、美并不算是在做事。为避免呆滞地面对图像，观众需要被图像调动起来，这一点对于新闻报道、小说、电影都适用。有那么两种调动形式，无论从操作便宜程度还是人们对寻求刺激的渴望程度来看，都远胜于其他形式，那就是性激情和争斗。这二者间还存在着诸多关联，彼此紧密难分，以至于围绕着性展开争斗的主题，要远比其他任何主题都更有吸引力，更能超越文化和国界的樊篱去攫取人的注意力。
诡计多端的政治煽动者深知，尽管将一个听起来可信的分析作为开端有其必要，但绝不能无节制地继续分析下去，因为有关政治领域的现实进展的内容单调、乏味，会很快令人们兴味索然。于是政治煽动者用一个勉强贴合现实的开头来耗尽人们对于现实的兴趣，然后就开始挥舞着通向天堂的通行证来调动人们的激情，引诱人们投入持久而宏大的行动。
只要把大众的意识和观念与个人的紧迫需求掺杂在一起，上述原则就会起作用。而一旦掺杂成功，战火燃起，在激烈的争斗中，最初发挥这种作用的个人需求和刻板印象也就不复为人所注意了。
- 我们不会认为自己的个人问题不过是更为宏大的社会环境的一个局部样本而已。相反，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定所谓的宏大社会环境其实是对自己个人故事的放大和模拟。
公意的形成
当冲突在事实上难以抹杀，政治家却要追求表面的和谐时，其对公众发出的呼吁中便会充斥着蒙昧。一旦公共争论的关键议题呈现出模糊色彩，便往往意味着存在彼此相左的目标。
由于各种限制条件都是可变的，故无论从刺激的角度还是从反应的角度看，情感都是可以发生转移的。因此，只要你找到了某种能使一群人产生统一情感的刺激因素，哪怕群体中的个体原本持有的立场各不相同，你也可以用这种此即因素去替换掉原本只对具体的人有效的个别刺激因素。例如，甲讨厌国际联盟，乙讨厌威尔逊先生，丙对劳工阶层怀有恐惧感，若你能找到一种象征符号，可以同时攻击甲、乙、丙三人所憎恶的对象，那么你也许就能将这三个人团结起来。我们假设这个象征符号就是美国主义。在这个象征符号中，甲可能解读出美国继续保持孤立（或其本人可能更愿意称之为美国的“独立”）状态的主张；乙可能会对其加以利用去批驳他所反对的一位政客，因为这位政客的品质与他心目中美国总统应有的品质不符；丙则可能解读出反对革命的含义。这个象征符号在语义上本未指向任何含义，但它几乎可以和任何事联系起来。于是，象征符号就成了联结情感的统一纽带，尽管最初与这些情感对应的观念之间彼此毫无关联。
要想打破某一特定的体制，就必须首先废止该体制下的特权。
体制之所以存在，并非因为人性的扭曲，而是缘于任何群体都会有自己的观念，而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根本不会如想象那般水到渠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想要针对自己难以企及的领域有所行动，无疑是千难万难的。
直接行动的局限性体现在，其将说“是”或“否”的权力完全赋予了普罗大众。只有在那种最为简单的极端情况下，公众才会对某一事务同时、自发地持有大体相似的看法。
这是因为，我们讶异地发现世界其实是不可见的，因而我们能够从中得到的也仅仅是一出空想中的哑剧而已。我们很少能清醒地对自身不了解的事物做出任何决定；而对于任何人来说，想要预料自己竭尽全力以后究竟能获得什么，都是十分困难的。正是由于“有志者，事竟成”的情况绝少出现，所以人们自然无法形成“做决定”的伟大传统。若不是因为绝大多数我们所能获得的新闻中往往饱含着引导我们对事件本身做出特定判断的暗示，恐怕上述情况还会更加显著。实际上，我们需要那些暗示，如果我们无法在新闻报道中找到自己所需的暗示，便往往会转而求诸报纸社论或其他值得信赖的人士。如果我们感到自己被卷入了事件，那么在明确获知自己所处的位置之前，我们无疑会对那种“空想”的状况深感不安。也就是说，只有在对事件本身有了足够的了解并自以为可以做出“是”或“否”的判断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心安理得。
人们必须做出实际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必须通过以象征符号传输利益的方式，与个人意见紧密关联。
- 在很多情况下，行动比理解更重要。有时，若一味谋求每个人都对决策予以理解，我们最终可能一事无成。
当普罗大众必须要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冲突的环境中协作的时候，对于团结和变通行为的维护通常很重要，哪怕采用的手段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象征符号就是干这个的：它模糊个人意图、掩饰歧视现象、遮蔽个人目标；在压抑个体能动性的同时，它亦强化了群体的意志，且在危急关头比任何其他方法都能更有效地增强群体内的凝聚力，以实际行动完成目标；它通过对个体加以压制来实现大规模的群体动员。
民主的图景
危险的局面极有可能是独裁统治得以出现的重要乃至必要条件，民主制度的运作则需要基本的安定局面作为保障。
每一位民主主义者都从骨子里认为危险的局面与民主制度是无法兼容的，因为他们对大众的劣根性心知肚明：一旦情况危急到必须由少数人迅速做出决定的程度，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心甘情愿地盲从。
在环境报告机制和相关理念均处于缺位状态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在公共生活的真实情况与头脑中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整个舆论根本搞不清楚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因此最终真正能够做出决策的其实只有一小撮个人利益超越地方势力范围的特权阶层成员。这个特权阶层在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因其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并非全社会成员的共同财产，他们所拥有的地位也是公众无法想象的。而且，就算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往往也只能等到既成事实以后才可以。
然而“自治”并非人类的唯一兴趣所在，令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还有许多：秩序、权利、社会发展、感官体验以及娱乐生活。既然民主制度根本不能满足人的这些需求，故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根本就是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由于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知道如何自治，故其不可能对自治本身产生持续性的欲求。他们就算呼吁自治，其实心中想要的也不过是自治所带来的结果而已。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只有在遇到糟糕的情况时，才会产生推动自治的最强烈的冲动。
民主理论错就错在过于纠结政府的来源问题，从而忽略了治理的过程与结果。民主主义者总是天真地以为，只要政治权力的来源具有合法性，那么它就一定能够惠及全民。民主主义者亦深信，既然“表达”是人类的最高利益，而且人类的表达欲具有与生俱来的正义性，那么对于民主制度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令人民的意志得以顺畅地表达，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到权力的来源问题上来。然而，无论在源头设定多少规则，我们都不可能对事物的整个发展走向实现完全的控制。民主主义者在全神贯注于建立一种对社会权力的源头加以约束的有效机制，即一套合理的选举i及代议制度的同时，也几乎将民众的其他兴趣（利益）均抛诸脑后。其实，无论权力是如何起源的，与民众最为利益攸关的永远是权力的行使过程。我们判断一种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主要是看其如何对权力加以使用，而对权力的使用是不可能从源头出加以控制的。
- 在维护人类尊严这件事上，如果我们不是寄希望于“自治”这一假设，而是多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于一套可令其能力得以充分施展的生活标准之上的，那么情况就会有显著的不同。这样一来，我们对于政府的考察指标就变成了评判其是否为人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物质保障、教育、自由、娱乐环境、优美的环境等维度；切不能对这些具体的维度嗤之以鼻，却只盯着政府是否对人们头脑中偶然浮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做出了响应这一点不放。若上述指标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客观化和细化，那么纵使政治决策过程不可避免地将为少数人所控制，其也能对民众的各种兴趣（利益）予以充分观照。
报纸
越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机构，其利益往往越能在新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问题往往越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解决，其被报道的方式越客观，其相关事务被呈现为新闻的过程也越顺畅。
新闻媒体并不是社会机构的替代品，而更像是探照灯射出的一道躁动不安的光柱，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原本藏匿在暗夜中的事物。人不可能仅凭这么一道光柱就对整个世界了然于胸，也不可能仅凭某些插曲、某些事件和某些争端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
建立情报机构的目标并不是将专业人士对所有问题的观点强加给每一位公民，而是要让各领域的负责人和决策者能够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在当下的风气下，党徒们只要一踏出会议室的大门，就会慷慨激昂地陈述其关于正义、福祉、美国精神或社会主义的观念。对于这些说辞，作为局外人的公民或许会被触动，甚至产生恐惧或赞赏之情，但他们根本无力做出明智的判断。只有把这些话中的水分统统挤出去，他们才有可能参与到讨论中来。
下为作者提出的一些“挤出水分”的方式：
请一位主席或仲裁人来主持代表们对特定事务的讨论，其任务则在于用专业人士提供的分析来影响讨论的进程。这一机制应当成为一切旨在针对人们所不熟悉的事务展开讨论和做出决策的过程的核心环节。不同的党派当然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些党派也要面对人们（并非当事人，而是那些手中掌握了足够的事实，又能清晰地表达自身观点的人）的质询。这些人的使命在于，从错综复杂的刻板印象、成见和花言巧语中，分辨出哪些才是真正的“观点”。
“命名”这一机制，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与其说“工人正在承受残酷的剥削”，不如说“C群体和M群体而非X群体的工人的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准”更具解释力。这样一来，人们对事物的感知便可从其特性出发，而被激起的情感也是有针对性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教育”才是终极的解决路径，教育的价值则取决于知识的进化情况。
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教师可以让学生养成反复验证信息来源的习惯，例如通过查阅报纸的方式搞清楚事件发生的地点、报道该事件的记着叫什么、刊登了相关新闻的报纸是哪张、声明中援引了什么权威部门的观点，以及声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的；他还可以教会学生去检验某位记者所写的每一个字是否都是其亲眼所见，并对该记者过去撰写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教师还可以给学生讲讲审查制度有哪些特征、隐私权是怎么回事，同时向其介绍一些与宣传史有关的知识。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适当地援引历史经验，让学生明确意识到刻板印象的存在，并对印刷语言在自己头脑中激发的想象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再有，通过比较历史学和比较人类学的相关课程，教师可以让学生对符号加诸想象的思维模式产生深刻的认识。最后，教师还可令学生对自己下意识地对事物进行隐喻化、戏剧化和个人化抽象的行为保持警惕；他可以向学生展示一个人如何通过上述行为实现自我认同并对特定事物产生兴趣，以及如何在个人观点的影响下去选择应当对外部事物采取勇敢的、浪漫的还是务实的态度。
[美] 沃尔特⋅李普曼；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