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她呼吸声听来，显然她又睡着了。他很想继续谈谈他的母亲。从他所记得的关于她的情况来看，他想她并不是个不平常的女人，更谈不上聪明。但是她有一种高贵的气派，一种纯洁的素质，这只是因为她有自己的行为标准。她有自己的爱憎，不受外界的影响。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没有效用的事就没有意义。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爱他，当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时，你仍把你的爱给他。最后一块巧克力给抢走时，他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这没有用，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不能变出一块巧克力来，并不能使那孩子或她自己逃脱死亡；但是她仍抱着她，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那条沉船上的那个逃难的女人也用她的胳膊护着她的孩子，这像一张纸一样单薄，抵御不了枪弹。可怕的是党所做的事却是使你相信，仅仅冲动，仅仅爱憎并无任何意义，但同时却又从你身上剥夺掉一切能够控制物质世界的力量。你一旦处在党的掌握之中，不论你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不论你做一件事还是不做一件事，都无关重要。不论怎么样，你还是要消失的，不论是你或你的行动，都不会再有人提到。历史的潮流里已没有你的踪影。但是在两代之间的人们看来，这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并不想篡改历史。他们有自己的不加置疑的爱憎作为行为的准则。他们重视个人的关系。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姿态，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将死的人说一句话，都有本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无产者仍旧是这样。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轻视无产者，或者只把他们看成是一种有朝一日会爆发出生命来振兴全世界的蛰伏的力量。无产者仍有人性。他们没有麻木不仁。他们仍保有原始的感情，而他自己却是需要作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重新学会这种感情。他这么想时却毫不相干地记起了几星期前他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他把它踢在马路边，好像这是个白菜头一样。
“无产者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人。”财富的全面增长有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毁灭——等级社会的威胁。世界上如果人人都工作时间短、吃得好、住的房子有浴室和电冰箱，私人有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重要形式的不平等也许早已消失了。财富一旦普及，它就不分彼此。没有疑问，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从个人财物和奢侈品来说，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留在少数特权阶层人物的手中。但是实际上这种社会不能保持长期稳定。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享受闲暇和生活保障，原来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绝大多数人就会学习文化，就会独立思考；他们一旦做到这一点，迟早就会认识到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没有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扫除掉。从长期来看，等级社会只有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才能存在。
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若说整个历史从来没有物质方面的进步，那不免言之过甚。即使在今天这个衰亡时期，一般人在物质上也要比几百年前好一些。但是不论财富的增长，或态度的缓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到十九世纪末期，许多观察家都看出了这种反复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各派思想家，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过程，他们自以为能够证明不平等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改变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一直不乏信徒，只是如今提法有了重要变化而已。
新贵族大部分是由官僚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的。这些人出身中产薪水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是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在这个贫瘠不毛的世界所塑造和纠集在一起的。同过去时代的对手相比，他们在贪婪和奢侈方面稍逊，但权力欲更强，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有自觉，更是一心一意要打垮反对派。这最后一个差别极其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以前的所有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过去的统治集团总受到自由思想的一定感染，到处都留有空子漏洞，只注意公开的动静，不注意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从现代标准来看，甚至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宽宏大量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但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纵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以及可以用同一台电视机同时收发，私生活就此宣告结束。对于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他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他听到官方的宣传，其他一切交往渠道则统统加以掐断。现在终于第一次有了可能，不仅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而且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舆论完全划一。
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这四个原因并不单个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同时存在。统治阶级如能防止这四个原因的产生就能永久当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精神状态。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已消失。三个强国瓜分了世界，不论哪一国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过人口数字上的缓慢变化，而政府只要有广泛的权力，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第二个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身受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准，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过去时代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不会允许发生，不过可能发生其他同样大规模的失调，而且也的确发生，但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不满情绪没有办法可以明确表达出来。至于生产过剩问题，自从发明机器技术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潜伏危机，但可以用不断战争的办法加以解决（见第三章），为了把民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这也很有用。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力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需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
党不是以前旧概念的一个阶级。它并不一定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选拔最能干的人材担任最高领导工作，它完全愿意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选拔完全新的一代人来担任这一工作。在关键重大的年代里，由于党不是一个世袭组织，这对消除反对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像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那就是说，它们丧失权力或者是通过自觉，或者是通过不自觉。而党的成就是，它实行了一种思想制度，能够使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党的统治要保持长久不衰，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基础。你要统治，而且要继续统治，你就必须要能够打乱现实的意识。因为统治的秘诀就是把相信自己的一贯正确同从过去错误汲取教训的能力结合起来。
“有时候，”她说，“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威胁你，这东西你无法忍受，而且想都不能想。于是你就说，‘别这样对我，对别人去，对某某人去。’后来你也许可以伪装这不过是一种计策，这么说是为了使他们停下来，真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但是这不对。当时你说的真是这个意思。你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你，因此你很愿意用这个办法来救自己。你真的愿意这事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受得了受不了，你根本不在乎。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
“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他随声附和说。
“在这以后，你对另外那个人的感情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他说，“你就感到不一样了。”
似乎没有别的可以说了。风把他们的单薄的工作服刮得紧紧地裹在他们身上。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马上使人觉得很难堪，而且坐着不动也太冷。她说要赶地铁，就站了起来要走。
“我们以后见吧，”他说。
“是的，”她说，“我们以后见吧。”
他犹豫地跟了短短的一段距离，落在她身后半步路。他们俩没有再说话。她并没有想甩掉他，但是走得很快，使他无法跟上。他决定送她到地铁车站门口，但是突然觉得这样在寒风中跟着没有意思，也吃不消。他这时就一心想不如离开她，回到栗树咖啡馆去，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他过，他怀念地想着他在角落上的那张桌子，还有那报纸、棋盘、不断斟满的杜松子酒。尤其是，那里一定很暖和。于是，也并不是完全出于偶然，他让一小群人走在他与她的中间。他不是很有决心地想追上去，但又放慢了脚步，转过身来往回走了。他走了五十米远回过头来看。街上并不拥挤，但已看不清她了。十多个匆匆忙忙赶路的人中，有一个可能是她。也许从背后已无法认出她的发胖僵硬的身子了。
“在当时，”她刚才说，“你说的真是这个意思。”他说的真是这个意思。他不仅说了，而且还打从心眼里希望如此。他希望把她，而不是把他，送上前去喂——
电幕上的音乐声有了变化。音乐声中有了一种破裂的嘲笑的调子，黄色的调子。接着——也许这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而是一种有些像声音的记忆——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不觉热泪盈眶。一个服务员走过，看到他杯中已空，就去拿了杜松子酒瓶来。
他端起了酒杯，闻了一下。这玩意儿一口比一口难喝。但是这已成了他所沉溺的因素。这是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靠杜松子酒每晚沉醉如死，他靠杜松子酒每晨清醒过来。
《一九八四》
我们的爱落幕在那个深秋的黄昏，公园里桔梗花的香味我不忍心再闻
当这所有的一切变成一组无解的方程，这场没有剧本的戏如何持续永恒
我发着呆用思绪绕过那一秒的深沉，终于明白或许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再等
沉默的我们分割在十字路口的那一瞬，北去的候鸟在即将破晓的天空划满伤痕——
《七号公园》歌词
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做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杂婚制度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变化，愈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起，又好像纷纷散落在别处。
叹人生路兜兜转转，与你余情未了
谁的笑飞过了天涯海角挂眉梢
菩堤树下为浮生高歌，一曲多寂寥
月夜灯火阑珊，浊酒一壶醉倒在墙角
再回眸盼来世相邀，梦回当时年少
怕旧时声音会肆意吵闹太喧嚣
你离开的步调不轻不重刚刚好
缓缓在我心头，筑起一座半世的监牢
《余情未了》歌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贼！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鹧鸪天》晏几道
一切众生皆成佛，则无所谓佛；一切常人皆为英雄，则无所谓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梁启超《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淤粪土。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袍，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吒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只有那金刚经上两句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束时，一件也用不着。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由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
富贵如朝露，交游似聚沙。不如竹窗里，对卷自趺跏。
静虑同聆偈，清神旋煮茶。惟忧晓鸡唱，尘里事如麻。
《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