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三部曲”
推荐所有在深夜里也感觉嗡嗡扰扰嘈杂难眠的人阅读。
娱乐至死
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
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查。
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
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
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
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我不是一个好的读者,近来愈发缺乏思考了。
如果只拘泥于耳熟能详的专门术语,就会丧失对事物进行宏观全面认识的能力,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里也一样”。
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
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到底什么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后面的几段非常精彩,不再一一摘录。先贤们的预见性令人倾叹。了解不意味着理解,知识不意味着技能。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童年的消逝
虽然我不认为这是“反社会”,但这个观点很有趣:阅读成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
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限。后者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而前者则被推进一个充满新事实和新感受的世界。
排版绝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